分子战争-实验室里的新冠之战

临床研究需要的是多方协作。伊笑在迪安凯莱普的实验室待了 7 个小时。在学校，她用同伴们的血把样本制备的时间优化到了 3 小时 45 分钟，但当你进入 P2 实验室，必须穿上密封的生物危害防护服，你要面对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一层衣服是消过毒的手术服，就是外科医生做手术时穿的那一身，她带上护目镜和 N95 口罩，把头发塞进手术帽里，长及胳膊肘的乳胶手套封死了皮肤与衣服之间的缝隙。三级防护并不是蛋白质组学常规实验所需的操作，第二层密封防护服伊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从脚穿进去一直封到头顶——郭老师叮嘱过穿上之后就不能出去上厕所了，所以从早上开始她就没喝过水。最后，她在 N95 外面带上第二层口罩，在防护服的手套外面套上第三层乳胶手套。迪安代谢组学的全胜博士一直陪伴着她。这是生物安全三级防护的标准操作，就像水肺潜水员必须结伴下潜。裹在三级防护服里，你可能会因为闷热而变得焦躁，也许会突然想上厕所却必须憋着，一层层手套多半会削弱你的感知：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增加未知状况发生的几率。

事实上，伊笑和全胜拿到的血清相当安全。新冠病毒的 RNA 在送出医院以前就已经被 56 度的高温破坏殆尽，这个实验理论上可以在任何一间普通实验室完成。但郭天南与刘华芬讨论决定，他们必须进入 P2 实验室，使用 P3 级别防护。“我们一定要那样做，”刘华芬说，“那个时候，一定要保证他们没有任何的风险。”

P2 实验室要求设有生物安全柜，位于室内气流最下游、远离送风口的地方。安全柜独立连接排风系统，实验人员必须将双手伸进玻璃窗口、全程在窗口内操作，这样设计的用意是最大限度地让气流由“清洁”空间向“污染”空间流动，而不是相反。窗口里的操作空间并不比五斗柜的一只抽屉更大，用来摇晃样本、加速反应的仪器放不进去，96 格孔板和 12 头排枪也会挤占过多空间，伊笑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她打开一个试管，加入生物酶试剂，手动用小涡旋仪旋转，盖上盖子放入 32 摄氏度的水浴锅。等待的时候，她与全胜博士短暂地交谈——全胜对身穿生物防护服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就像个沉稳的老大哥一样令人安心。然后她再打开下一个，循环往复。

血清是血液凝固后产生的淡黄色液体。伊笑的操作会让每十分之一滴血清逐渐变得完全透明，成为极为微量的蛋白质片段。实验中的一切变化发生在分子水平，肉眼不可见，甚至很难判断对错。伊笑有一双非常稳定的手，这是郭天南安排她来做样本制备的重要原因。她尽全力保持专注，在心里数着编号：10 个，20 个，30 个……这些样品太珍贵了，不能允许丝毫失误。她感到身体在防护服的包裹下开始出汗。

如果没有来到西湖大学工作，她现在应该穿着同样的一身防护服，和所有其他同学一样驻守在武汉协和医院一线。她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念完了本科和硕士，全班同学除她之外全部都在做医生。两年以前，她在协和实习的第一个夜班，一位胰腺癌病人在她负责的病床上离开了人世。那病人在她们科室很久了，一直靠药物维持，每次来都乐呵呵跟大家打招呼，家人也很感谢她们。在伊笑手足无措地叫来老教授的同时，病人家属平静而哀伤地说，没关系，我们理解，现在这种情况做什么都是徒劳。那个深夜，伊笑目送着家属开车把老教授送回家，和同事们一起崩溃大哭。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再做医生了。那种眼看着一个生命凋亡却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她难以承受第二次。 

40 个，50 个，60 个……研究生同门留在了急诊科，疫情爆发以来，她甚至不敢问他们的情况。70 个，80 个，90个……另一个师姐说，最近半夜从医院下班的时候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她工作以来头一回不担心独行，感到甚是安全。伊笑想这可能跟做实验是同一个道理，绝对的专注能让一个人忘记害怕、忘记一切。她想象着血清里团状的蛋白质一点一点被生物酶试剂展平、切碎，变成可以被测量的多肽。决定放弃做医生之后她做了许多功课，希望能做临床和科研之间的桥梁。她想这次她终于能真的派上用场了。 

110 个。完成了。窗外不知何时已经是沉沉夜色，伊笑走出生物安全实验室，全博士立刻上前为她喷淋酒精。她这才感觉到自己浑身酸痛，鞋子完全被汗水泡透了。外面冷得要命。杭州的春天按理说就快要来了。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此刻对所有人来说都还是彻头彻尾的寒冬。 

制备完成的血清——现在是多肽溶液了——送到学校，郭天南立刻安排实验室全速运转起来。 

每一只试管里的溶液在去除杂质后被分成 40 个小份，移液器在试管之间移动，将每 15 个试管中的1小份混合在一起，总共得到 8 个组、也就是8小滴透明的溶液。8 滴小水珠，来自 110 个病人，他们全部在台州的同一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确诊，其中有轻症，有重症，还有一些是与新冠症状相似、但不是新冠的发热咳嗽患者。每个小液滴内都含有 15 个病人血液中的所有蛋白质，它们被切碎成断链，分别用同位素做了标记，随后放进一种叫“质谱仪”的大型仪器中。它可以精确测量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蛋白质的质量（精度达到 10 的负 30 次方公斤），数据分析研究员据此辨别它们的种类和浓度。为了能一次性测量更多样本，郭天南决定使用一种课题组从未使用过、但通量更高的的全新同位素试剂盒。质谱仪的尺寸与一台大型复印机相当，可供溶液进入的管道却只有头发丝那么细，新品种同位素疏水性很强，样本稍不留意就可能堵住毛细管道，导致机器故障，实验失败。样本制备小组（具体来说是博士生孙瑞、科研助理李赛男和刚刚休整完的伊笑）日夜不停地重复着获取混合液滴的步骤，以保证进入质谱的样品一直新鲜干净。 

另外一边，迪安的生物安全实验室里，全胜用一个通宵的时间从血清样本中提取出了他们所需要的的代谢物。每一份样品被分入四块不同的样品板，分别经过复溶、震荡、离心、风干、再次复溶等一系列步骤，最后由三位负责数据分析的同事分别用四种不同方法放上质谱仪，进行上机分析。而在 268 公里之外的台州，恩泽医院的医生们一边不眠不休地救治病人，一边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梳理纷繁复杂的临床资料，将它们全部汇总在一张庞大而细致的表格当中。 

五天之后，郭天南实验室、迪安凯莱普的科学家和台州恩泽医院的医生们在西湖大学的一间会议室开会。临时组成的三方合作团队第一次聚在一起。 

沈波主任在长期的高负荷工作下依旧呈现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充沛的状态。她向所有人介绍了病人的具体治疗信息。负责数据分析的科研助理葛伟刚坐在郭老师旁边，好在讨论出新思路的时候实时更新。他直到此时才知道，面前电脑里的数据原来来自自己的家乡——三天前收到伊笑发来的第一批质谱数据时，它们除了新冠、编号、和轻重症之外什么背景信息都没有。恩泽医院是台州最大的医院之一，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在那里看病，也许那些编号背后有他们熟人的熟人、朋友的朋友，或是曾经在太阳下擦身而过的人。世事无常。原来是在分析家乡人样本。葛伟刚的神经从紧张的会议上飘走了一小会儿。 

等他再次从蛋白质数据中抬起头来，会场的氛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了。他看到大家眼中从容温文郭老师居然正对着华芬老师的团队成员高声喊话。 

“我们实验室是全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在推动这项研究，希望能尽快做出一点贡献!” 

“既然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我希望现在所有团队都能协调起来，以同样的节奏去推动！” 

伟刚他们已经用前 6 个组的质谱数据初步找出了轻、重症患者血样蛋白质的差异，所以郭天南在两天前约合作方来学校，共同讨论接下来的思路。然而讨论开始，郭天南却发现代谢组学的数据与他预期的进度有所差异。 

有那么一个瞬间，刘华芬替自己的团队感到委屈。科研并不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大家已经把所有能够拿出来的精力全部投入进来了。更何况代谢组学的数据处理更加复杂，共享数据需要经过完整的内部流程，这些都需要时间。而郭天南和他的学生是那种——跟很多一直在学校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一样——一旦开始重要实验就会忘记时间的人。面对临时组建的多学科团队，很多合作者都是第一次见面，他明白协调所有人以同样的节奏工作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换做平时他会跟对方悉心沟通、耐心解释，但现在，病毒每天都在攻城略地，感染人数呈几何数量级增长。他选择强势推进。 

葛伟刚理解华芬老师，也理解郭老师。事实也证明了大家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迪安的几位博士在会后直接留在了西湖大学继续工作，他们在当天晚上收到了代谢组最新的高质量数据。他只是没想到，下一个让老师着急的人会是他自己。那天上午十点，实验室所有人都听到郭天南在电话里大声质问葛伟刚为什么这个时间还没出现。他从住处赶过去，一到就被老师叫进了办公室。 

他至今记得郭老师说话时郑重的神色：“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如果能尽快做点结果出来，临床医生就能根据我们的结果做一些有用的判断。以后回想起来，你肯定会怀念这段时光，因为我们在为人类做贡献。”   

也许是郭天南太紧张了。后来他才知道，伟刚那天很晚才离开实验室，只睡了很短的时间。 

在郭天南的隔壁，周强和鄢仁鸿他们的确“可以把控自己的工作”。不过他们遇到的是另外一种麻烦。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人类对病毒有了突飞猛进的理解，然而这个过程只能遵从病毒的时间表。正如病毒学家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人类研究病毒，是为了不被病毒研究”。2003 年，非典突然爆发，科学家们花了 3 个月才地确认侵袭人类的是一种新发冠状病毒（而不是他们原本认为的“一点也不可怕”的衣原体或禽流感病毒），又花了 8 个月找到病毒入侵人体的受体是 ACE2。到了 2005 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两位华人博士后终于解析出 SARS 病毒的 S 蛋白与 ACE2 结合部分的结构，然而病毒已经在一次爆发之后彻底销声匿迹。 

其中一位博士后当年接受采访时说道，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根据刺突蛋白氨基酸序列的变化来预测未来的病毒变异，还可以用来指导合成更有效的非典疫苗”。17 年过去了，这些“可以”并没有实现。当人类有能力开始反击，病毒已然返回了它在大自然的藏身之处。至于 ACE2，自然也跟着退出了结构生物学的中心视野——事实上，直到今年，周强团队春节前的工作才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揭示了 ACE2 的全长结构。当病毒匿迹，世界上大部分的实验室都不会继续把一个看上去已经没多大威胁的东西作为研究重心——这些研究会消耗大量时间，极为昂贵。在坚持、天赋、充足经费的帮助下，还要再加上一点运气，人类才能偶尔揭开大自然的一小块神秘面纱。 

与此同时，分子科技也在飞速发展。新技术的出现让科学家们1个月就能做到从前 2 年才能完成的事。科技作为一个整体有自己独立的内驱力。以 ACE2 为例，这种膜蛋白像插秧一样长在细胞膜上，五分之四在外，剩下五分之一在细胞膜内，就像是它的根部。非典时期的科家们用传统的晶体学方法，花 2 年时间培养出膜外部分与 S 蛋白结合区域的晶体，来解析他们的结构。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到了 ACE2 五分之四的面貌。而周强和鄢仁鸿开创性地找到了用氨基酸转运蛋白使 ACE2 在体外稳定下来的方法，再加上对生物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冷冻电镜技术（这项技术的三位主要贡献者共享了 2017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用不到 2 个月的时间，第一次看到了 ACE2 的完整形态。 

他们发现，恰恰是当年同行们没有解析出来的那五分之一“根部”，使得这种蛋白酶在自然生理状态下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样独立存在，而是必须两两结合在一起才能工作—— ACE2 实际上是二聚体。它们的“根部”两两绑在一起，就像一个倒置的“人”字。这对病毒 S 蛋白的结合有没有影响？如果是二聚体，病毒是结合一个就能够进入人体，还是两个都结合才能进去？一连串问题随之而来。 

而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一边是病毒，地球上古老且强大的感染媒介，一边是科技，地球的主宰人类——至少我们自己这么认为——之最高智慧象征，后者有可能在这场角力中获得胜利吗? 

周强说，病毒以前不是他们的研究领域。大家也看到了那段混乱时期社交媒体对于科学家喧嚣尘上的议论，比如“蹭热点”，比如“趁机发论文”。但他是个科学家。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如果说以往的积累让他们取得了时间优势，他们就更加无法对接下来的问题视而不见。 

对整个团队而言，继续做 ACE2 和新冠病毒 S 蛋白结合部分的结构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周强作为实验室的领导者一一询问大家的意见。所有人都同意。2 月 6 日，博士后郭莹莹从哈尔滨出发，研究助理张媛媛从呼和浩特出发，鄢仁鸿的清华小师妹李雅宁从山东德州出发，团队中的三个女孩在经历了等待学校特批允许回杭、在飞机或高铁上不敢吃喝地时刻戴着口罩、被要求在校门口离保安好几米的地方填了无数申请表和健康声明之后，回到了西湖大学的实验室。她们租住的小区已经不允许外地租客进入了，周边宾馆要么关了门，要么被用作了隔离点。学校的一位后勤老师千难万险找到一家五星级酒店，想办法安排她们住了进去。三个女孩子，都很年轻，都拥有跟伊笑那位武汉医生师姐类似的苦中作乐的天分，相互对彼此说，从来没住过这么舒服的宾馆呀。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就是她们的家了。 

五人小组已经有了氨基酸转运蛋白和 ACE2 复合物，这样一来，他们接下来还需要完成三个步骤：1. 让新冠病毒的 S 蛋白和 ACE2 复合物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制备样品；2. 用冷冻电镜给样品拍照；3. 用电脑对这些二维照片进行计算，重构出样品的三维结构。为确保万无一失，周强安排郭莹莹和李雅宁同时开始克隆 S 蛋白，鄢仁鸿则用少量已有的 S 蛋白，率先开始制备复合物。 

1 号楼 3 层的大实验室由西湖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的所有学生、老师和工作人员共享，平日里常常是整栋大楼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而现在，这里跟外面进入“战时状态”的城市一样，变得沉寂下来。 

一张接一张无主的实验台乍看仿佛绵延没有尽头，鄢仁鸿和师姐莹莹、师妹雅宁各自占据其中一隅。他们很少有时间交谈。偶尔抬头看到彼此的身影，就像荒岛之上相互照耀的三座小小灯塔。鄢仁鸿的第一个导师颜宁最爱在夜深人静、人去楼空之时做实验，他完美继承了这种享受孤独的能力。与置身人群相比，摆弄细胞和小瓶装的液体更能让他感到心平气和。 

他取出 100 微克 S 蛋白，大约是一枚两分钱硬币的一万分之一那么多，把它们和 ACE2 复合物以一定的比例混合，然后尝试不同的制样条件。假如新冠病毒的 S 蛋白和 ACE2 都喜欢其中一种条件，就会开始像在人体当中一样，发生相互作用。这个被称作“样品制备”的步骤描述起来只需要短短两句话，却是结构生物学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就像是要让两种习性全然不同的植物嫁接在一起，如何施肥、捉虫、调整光照时长和土壤酸碱度才能使之开花结果，全凭科学家的经验和能耐。在这个领域，每个新入行的学生都多少听过几个努力了几年才培育出一个可以解析的优质样品的故事。你选择这份职业，就最好做足心理准备：做科研有时候就像人生一样，付出的总比收获多。 

鄢仁鸿试了很多种条件。他用微量移液器吸出一小滴已经纯化过的溶液，把它滴在一片圆形的金属网格上。网格只有成年人拇指指甲的十分之一那么大，由金属铜制成，小液滴如同活物一般自动平铺在铜网表面。事实上它的确是“活的”。数以万计的新冠病毒 S 蛋白正在其中与受体结合，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世界里扭动成各种各样的姿势。鄢仁鸿用镊子夹起这张铜网，放入一个仪器，两片滤纸一夹，99% 以上的样品都被过滤出去，只留下厚度不足一微米的一层液体薄膜。它被迅速放入用 -193 ℃ 的极寒液氮制冷的液态乙烷当中。就在那一个瞬间，铜网上的水膜被冻住了，冻住的速度太快（不超过几毫秒）以至于水分子还没来得及结晶形成通常意义上的冰，而是成为一种类似玻璃的东西——就像一块琥珀，按下了时间的暂停键，将生命体在那一个瞬间的样态永恒地固定其中。                                                     

他带着这块“玻璃态冰”下了两层楼，来到一楼的一个大房间。矗立在房间中央的冷冻电镜看上去犹如一台巨大、超高的电冰箱。做结构生物学的人都很爱这个大家伙，它能带着他们深入原子级别（一万万分之一厘米）的世界。微观世界的复杂和广博比我们生活的宏观世界更甚。他把“玻璃态冰”放在电子束发射位置的正中央，来到控制台前，转动旋钮，拍下那些被瞬间定格的单颗粒的二维照片。每个颗粒都包含一个结构信息。如果样品制备没有问题，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个均匀分散的小圆点。 

他望向屏幕。眼前的灰色背景上，小颗粒们一坨一坨聚在一起，模糊成一片。这批样品失败了。 

在鄢仁鸿把消息告诉周老师的时候，周强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冷冻电镜的数据源源不断地传向学校的高性能计算平台，他第一时间看到了数据。结构解析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从二维到三维”，相当于用一个人各个角度的平面照处理、拼接，最终合成他的三维立体形象。二维图像不清晰的样品因而会被认为是质量不好甚至失败的样品。没有清楚的“平面照”，再厉害的数据处理大师多半也会无能为力。

 样品不好，需要重新做过。这在他们的工作中是再平常不过的状况，问题是这个时间，这批样品。他们已有的 S 蛋白总共 200 微克，已经用掉一半，剩下的仅够再做一次实验。如果依旧不成功，那么就只好等待克隆的 S 蛋白了。负责克隆的郭莹莹干脆把自己在二楼办公室的台式电脑整个搬上了三楼实验室，她正怀着身孕，跑上跑下会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即便是这样，把一切都做到极致，克隆蛋白最少也要再多等两天。 

已经是 2 月 9 日了。两天时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也许病毒出现突变，搞出了新的破坏；也可能其他实验室在他们之前就解出了结构——竞争对于作为整体的科学界来说是正向循环，促成进步，但如果把尺度缩小到科学家个体，基础科学的残酷一面就会显现出来：你要么第一个做出来，要么相当于压根没做出来。多年的实验室经验告诉周强，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把握节奏，稳定军心。仁鸿的能力是一流的。他唯一需要对抗的是自己的心理压力。 

“没事，”周强对他说，“你试吧。” 

真的是“试”——“就只能靠自己摸索，凭感觉”。以往的类似研究用的都是传统晶体学方法，几乎没有流程可供参考，跟周老师聊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子试，然后我就去试了。”凭借经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鄢仁鸿直接改变了剩下全部 100 微克 S 蛋白的溶液环境，相当于把植物从南半球挖出来，重新种在了北半球。“我其实很担心，那次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咋办？”沉静腼腆的年轻科学家难得笑了起来，几乎让人有点恍惚，第一次意识他其实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大男孩，“结果它就成了。” 

2020 年 2 月 19 日，病毒仍在城市间肆虐。全国累计报告 74576 起新冠肺炎病例，其中 2118 人死亡。当天的 24 小时内，新增病例 880 人，集中隔离 3334 人。就是在这样一天的深夜，五人小组第一次看到了新冠病毒 S 蛋白和ACE2 结合部分的三维立体结构。1994 年出生的女孩张媛媛在周老师计算出来的密度图上拼上最后一个氨基酸，新冠病毒对人类发动攻击的瞬间完整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屏幕上，ACE2 二聚体上不断开合，如同一双正在挥舞的拳头。正如之前他们所推测的那样，新冠病毒的 S 蛋白没有放过二聚体中的任何一个。当两只拳头相互靠近，也就是二聚体呈闭合构象时，新冠病毒的 S 蛋白一边一个粘附上来，跨踞其上，就像两座拆不掉的桥。18 个氨基酸各居其位，牢牢地钳制住 ACE2 的 20 个氨基酸，破开了通往人体细胞的大门。SARS 病毒的 S 蛋白是 16 个氨基酸钳制 ACE2 的 20 个氨基酸。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病毒也在进化。它们像机器一样精准、机械，并不比工厂流水线上的一架机床更有感情，却拥有无与伦比的集体智慧。从选择结构生物学那天起，周强就打心底里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工业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对于那些巧夺天工的生物分子机器常常沉迷在赞叹和欣赏之中。“你做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就像雕刻出一个艺术品”。但这次他不再这么想。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可能是猎物。 

这是大自然的真面目。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复杂的演化，新冠病毒跟 SARS 病毒相比已经发生了超过 20% 的变化，却依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找到了同一个人体的入口。它比 SARS 感染能力更强大，潜伏期更长久，在自然的进化中获得了危机意识和枕戈待旦的能力，从复制分裂成功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随时准备黏上 ACE2、入侵健康细胞的状态。它不是像埃博拉那样的核爆，而是在城中四处放火的流弹。它通过呼吸道进入肺，先在那里攻击富含 ACE2 受体的Ⅱ型肺泡细胞，令感染者呼吸困难。然后它进入血液，结合血管细胞上的 ACE2。这可能引发全身炎症和血栓，导致心脏病、肺栓塞、中风，甚至手指和脚趾的微血管损伤。心脏组织可能会肿胀，心律会出现变化，无力的肌肉无法将足量的血液泵到身体其他部位。血压的急剧下降会损坏肾。免疫系统的超负荷运转会损伤肝。超过一半的感染者会出现腹泻——鄢仁鸿他们最初找到的氨基酸转运蛋白和 ACE2 复合物在生理状态下存在于肠道之中。病毒甚至还会攻击大脑：有医生在重症患者的大脑里发现了许多问题，包括炎症、癫痫、意识模糊，还有莫名其妙的嗅觉丧失。 

鄢仁鸿看着他们解析出来的那个结构。那个触发以上一切的初始开关。他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恐怕是人类目前为止见过最狡猾的病毒。 

如果将整个的宇宙历史缩略成一个月，那么太阳系存在了 10 天，恐龙曾统治地球 8 小时，人类直立行走仅仅 1 分钟，人类文明的出现尚不足 1 秒钟。 

就是这短短的1秒钟，给地球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但是别忘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付出代价。 

大自然自有平衡万物的手段。大自然永远比我们技高一筹。 

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先生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生物学家之一。今年他53岁，在全球生命科学界影响力最高的三个自然科学期刊《细胞》《自然》和《科学》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年龄。然而在每一个激动的时刻，或者感到沮丧的瞬间，最先浮现在他脑海中的都是生而为人的渺小。“我们对自然界的想象太有限。”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这是科学家的敬畏之心。或许正是这种东西，让施一公多年如一日地过着“睡觉时间不能超过7小时，否则就感觉脊椎要脱臼”的生活，将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引为毕生目标。 

现在，或许也是同一种东西，让当初受施一公感召加入西湖大学的郭天南如同忘记了疲劳为何物一般工作着——病毒正在袭击的是我们的家，我们爱的人。 

郭天南实验室的灯光自三方会议开完的那个周末起就几乎没熄灭过。质谱的蛋白质数据和代谢组数据已经全部采集、分析完毕，实验小组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血样中鉴定到93种特异的蛋白表达和204个特征改变的代谢分子。他们很接近了。接下来只需要在这些数据中将标志性蛋白精准挖掘出来，然后用它们去训练人工智能程序。如果一切顺利，在最终训练完成之后，他们创造的这个机器学习算法就会获得快速预测重症的能力——医生把病人那几个标志性蛋白的数据被输入进去，计算机便会精确地给出反馈，告诉你这个病人有多大概率会发展成重症。现在他们还差最后的一层窗户纸。 

郭天南让实验室的全部在校的十几个年轻科学家停下手头工作，集体加入了最后的突击。挖掘蛋白质组学数据就像是用针尖挖井，数据不会撒谎，却需要科学家如侦探破案一般，依靠过人的敏锐、超凡的耐心和大量的时间一丝一缕地将最重要的线索寻找、拼凑出来。一个常规的蛋白质组学课题小组成员通常在5人左右，郭天南这次的安排，其实是用人力去换时间。他要把日常3到6个月的工作量压缩到2到3周以内，并且不能出错。十几号人被分为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两个大组，所有人以一小时为单位向郭天南汇报进展。恩泽的医生和迪安的科学家们以同样的节奏工作着。伊笑充当联络协调员，与他们随时在线保持同步。临近中午，她会带领几个男生从食堂拎回所有人的饭菜，吃饭时间就是大家一起开讨论会的时候。昼和夜的界限变得模糊，屋子里灯光通明总让人错觉是晚上。疫情期间学校周边只剩一家烧烤店还提供外送服务，塑料餐盒每天凌晨在实验室门外堆成小山，又在白天某个无人注意的时刻悄无声息地消失。 

孙耀庭戴着耳机坐在电脑面前，感到心跳如擂鼓般敲击着自己。她是郭天南在西湖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因为在此前的甲状腺项目中的出色表现被调来担任数据挖掘组的主力，对数字极其敏感。孙耀庭是个潇洒英气的女孩，头发剪得非常短，性格洒脱开阔。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她每天看着新增感染的数字总感到胸口闷闷的，有时甚至引发了真实的生理疼痛。她用耳机里咚咚作响的快节奏音乐强制性地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只跟蛋白质数据待在一起。